国家级贫困县修水县，社会抚养费逐年增长，几年之内翻了一倍。据修水县政府网站显示，该县社会抚养费征收2008年为870万元，2009年飙升至1800万元，到2012年则突破2000万元。为了能征收到更多的社会抚养费，该县计生部分与公安部门“协议”，每征收一份社会抚养费，计生部门给予县公安局200元至400元不等的“上户费”，该县乡镇计生办向公安部门划拨“上户费”数年达到数百万元。
这样的现象其实在全国各地屡见不鲜，又何止是贫困的修水县所独有。去年7月，四川泸州女孩蔡艳琼，家境贫寒交不起社会抚养费，因而无法上户口，导致不能参加中考而喝农药自杀;今年年初，贵州黔南农民王光荣因缴纳不上4个孩子的“超生费”，影响到孩子上学报名，也曾因交不起社会抚养费而割腕自杀身亡……
极端个案让人心痛，然抚案沉思，这种捆绑式执法由来已久，制度性恶性循环如何破解?贫困地区的计生政策又该何去何从?
将户口与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捆绑在一起，公权部门结成了利益共同体，这是基本事实，但要客观地分析，却有着多方面的原因，计划生育作为国策，是很多地方是政府考核最头痛的大事，其他工作干的再好，计划生育工作不达标就被一票否决。其实又何止是公安部门在协助计生工作，地方民政的婚姻登记部门，国土、村镇建设部门，只要涉及到需要公权力批准的，无论是上户口，还是建房砌屋，无一不和计生工作挂钩，这是一种无奈，但却是现实。
割断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和计生工作，不科学，没有高额的罚款，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不会有当今的成果，当然，社会抚养费返还的比例达80%，最高可达90%，有其不科学的一面，我们在责问社会抚养费抚养了谁的同时，也应看到征收社会抚养费的难度。著名导演张艺谋超生隐瞒多年，在媒体曝光下才缴纳了社会抚养费，何况贫困的农民们!
可以想象，当政府为了生计到处忙碌的时候，当经济发展乏力之时，计生罚款岂不是显得更容易。去年就曾有报道，现在全国各地不少地方已经把征收抚养费当成了一种收费的手段，有些地方甚至以“降价促销”，“打折销售”等方式鼓励多生孩子。
但是不管如何说，超生罚款赞助公安部门，滥用公共资源，其本质是为了征收社会抚养费，当前来看，最终损害的仍然是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对于这种违背法治、无视民意、侵犯公民权利、权大于法的土霸王做派，决不能放任自流，而应加大整治力度，使计生工作回到法治与利民的正轨上来。
计划生育是国策，大家都应执行，但在实际工作中，越是贫困地区，超生现象越严重，越穷越要生，其实是源于对现实的不满，更是对以后生活充满不安全感，正所谓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当前，在贫困地区，唯有不断发展经济，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进一步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让农民病有所医，老有所养，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超生念想。
经济发展了，地方政府才有财力供养所有公职人员，才能消除公权力自肥的土壤，也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公民享受应有的权利。
另外，从中央到地方，也应该在考核上给基层干部松绑，废除一票否决，让计划生育政策回归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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