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曾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珀金斯，美国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哈佛亚洲中心主任，长期研究东亚、东南亚国家经济问题。
郑京平，国家统计局总工程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曾获孙冶方经济学奖。
中国老百姓非常有信心
斯蒂格利茨
我们面临的这次国际经济衰退程度将非常深，几乎所有国家都受了影响，而且发展中国家往往受害最严重，这是全球化带来的结果。
我认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应对措施也必须是全球性的。对此，很多国家所做的政策回应并不够。不少国家的经济政策过度注重国内效应，缺乏对国际效应的重视。美国的刺激措施也不是很好，太少了，太晚了。
中国的刺激计划是方方面面的。我比较注意其中四点：第一，对国内基础设施，特别是对铁路的投资。公共交通建设能够在长期内促进产能的增长。美国150年前大力发展铁路，就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发展。第二，建立创新型经济，支持科学技术发展。第三，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建设。对这些领域进行投资，也能够带来消费方面的一些刺激。最后，中国关注保障性住房、廉租房的建设让我们很赞赏。这对于建立一个更有效的经济体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尽管外部形势非常严峻，但中国老百姓对政府的措施非常有信心，这一点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想，金融危机对中国将是一个机遇。在中国“十一五”规划中提到土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促进“三农”的发展，以及在更广泛的领域内推动社会和谐，包括加强社会保障体系、教育等等。这要求中国实现经济体制结构的转型，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创造一个创新型的经济体，建立一个环境友好型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我希望中国的刺激计划能够让中国顺利地实现这些目标。
刺激经济要避免浪费
珀金斯
对于经济刺激方案，我认为关键的要素是及时性和针对性。除此之外，我认为在刺激方案当中的投资不仅仅应该有助于长期经济增长和发展，而且要注意以后不会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为了刺激经济，中国政府启动了大规模投资计划，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对此，我有两点评论：
第一，中国过去10年的快速发展证明这一措施的有效性。但是，就目前来说，中国还需要多少公路呢？一些东部地区出现了过剩的高速公路，其建设速度远高于需求增速。中国还需要更多新的机场吗？比如说我去过几个省的机场，机场建得很好，但是飞机流量并不是很大。此外，一些行业也存在产能过剩问题，比如说钢铁行业等。所以，我们要思考，中国做了大量工作是否会获得很低的回报率？
日本在遇到经济发展瓶颈的时候，曾经也做出以大量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决策，产生了一些浪费的现象，我们要吸取教训。
第二，中国有一个领域可以进行投资，来获得较高回报。那就是建造主要面向流动人口的住房。去年，中国在住房上进行了大量投资。在未来的20年当中，可能会有400万—500万新增流动人口或者说是农民工进入到城市当中，他们需要大量的住房支持。
所以，我认为中国要刺激经济增长要有很多适当措施。优先发展项目何在？我将拭目以待。
逆风不要跑得太快
郑京平
我对于中国经济增长还是有信心的。为什么这样说呢？第一是大国经济有抵抗外部冲击的优势，这来自于两点，一是可以靠内需来实现规模经济，二是可以靠内需来抵御外部的冲击。第二个优势是，中国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阶段，有利于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第三个优势是，我们的金融体系还是比较健康和稳定的，宏观调控政策回旋空间比较大。
当然，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现在是在逆风中奔跑，在逆风的环境下我们的速度只要适度就可以了。
首先，因为逆风跑的时候，必须调整步伐、姿态、减速，不能硬拼，这样可以避免消耗过大，刺激过度，留下隐患。而且是为了今后在没有风的情况下跑得更快，跑得更健康，也就是说我们要和国际的经济环境相适应。
其次，中国经济还有结构调整的任务，因此也不宜在逆风情况下跑得太快。比如说投资与消费，内需与外需，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等等，都需要进行调整。
第三，就是中国经济体制仍然面临着改革的巨大需求。也就是说体制机制的建设还需要推进，行业准入机制、价格决定机制、收入分配机制、社会保障机制等等，都要求我们不能够在逆风的时候跑得太快。
那么，今后应该怎么做呢？简短地说，我们应该密切观察，积极应对，在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方面，需要减轻负担，增加收入，加强社保，优化环境。在改善供给环境方面，需要打破垄断，推进市场化，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的基础性作用，还要改善收入分配机制。
既要保增长 更要抓改革
周其仁
我认为，中国政府对经济增长的高度重视和动员经济增长的能力都没有问题，对保增长政策最大的挑战、也是政策实施中最值得注意的方面，就是技术、制度和结构。
在我们经济增长很高的时候，技术、结构、体制的变化还不那么如意。那么，到现在保增长成为一个紧要问题的时候，中国政府还有没有足够的精力放到这个层面上来？我的看法是，我们作为一个转型经济体，在这方面还是有巨大的潜力。
第一点，我们从一个庞大的，高度依赖外向型的经济要转到内外比较平衡、特别是更好地为内需服务，这里就面临很多体制的障碍。比如，一些做外销的公司，他们做外销时，交易费用比较低，生意比较好做。但是，同样这些企业转为内销时觉得很麻烦，因为我们的契约、市场的环境、各地政府的服务方面还有大量有待完善的地方。
第二点，要解决就业问题，我想除了往就业系统里投放更多资源以外，也包括体制方面的改变，要在就业、创业制度方面进行深入的、实质的改革，才能够增加就业的容量。这一点是中国30年经验证明的。
最后一点，中国的城市化应该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支柱，但是城市化的基础还有一个薄弱的环节，就是土地的流动。如果不让土地资源更高的流动，我们的城市化，数亿的农民就找不到一个地方转到更高生产率的部门去。
概括起来，我认为中国保增长的难点是能不能通过改革，使我们动员起来的资源得到更加有效的利用，来支持长期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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